近期，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红蜻蜓股份”）与温州市鹿城红蜻蜓皮鞋厂（下称“鹿城红蜻蜓”）之间，围绕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系列诉讼与行政争议，在杭州、北京、苏州等多地法院持续引发关注。连日来，记者通过查阅大量已生效的法院判决书、行政裁定书及历史工商档案，试图客观还原这场长达三十年的商业纠葛。这些公开的法律文书显示，双方的权利边界与历史渊源，远比表面的诉讼更为复杂。

一、 历史溯源：早年的商标使用协议与字号登记

公开资料显示，鹿城红蜻蜓成立于1996年9月6日，经温州市鹿城区工商部门核准登记。而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历史档案，红蜻蜓股份的母公司红蜻蜓集团有限公司，其工商登记的成立日期为1996年11月1日。

在双方早期的交往中，一份签订于1996年的《蜻蜓牌商标使用协议》尤为引人关注。该协议由红蜻蜓方前身（永嘉县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与“蜻蜓牌”商标当时的所有人（北京市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签订。协议文本中明确载明：“乙方（红蜻蜓方）使用的红蜻蜓商标是与甲方注册的蜻蜓牌近似的商标”，并提及红蜻蜓方为此支付了相关费用。同年6月28日的《委托书》进一步确认，红蜻蜓方获得了在温州地区使用“蜻蜓牌”商标的授权。

二、 字号博弈与历史诉讼的司法认定

因企业字号与商标的权利冲突，双方在2000年代初曾发生多起诉讼。

2002年，温州工商部门曾下发文件要求撤销鹿城红蜻蜓的企业字号，导致其年检受阻。鹿城红蜻蜓随后提起行政诉讼。根据（2002）鹿行初字第363号行政判决书，法院最终认定工商部门暂缓办理年检“无法律依据”，判令限期办结年检手续。

2003年，因部分媒体刊发关于鹿城红蜻蜓“因仿冒被撤销”的报道，引发名誉权纠纷。据（2003）温民三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报道“内容严重失实”，法院判令相关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三、 两次司法和解：确立字号“合法共存”

在经历了早年的多轮诉讼后，双方曾两次通过高级别法院达成和解，试图平息争端。

2004年，双方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达成和解。据和解协议记载，红蜻蜓方承诺不以“驰名商标”或“字号在先”为由要求撤销或更换鹿城红蜻蜓的企业字号。

2015年，双方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调解。据（2015）浙温知民初字第6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红蜻蜓股份公司和鹿城红蜻蜓皮鞋厂对‘红蜻蜓’企业字号均拥有合法的权利”。公开报道显示，为达成此次和解并维持字号使用现状，红蜻蜓方支付了1500万元的补偿款。

四、 商标近似的司法与行政认定变迁

尽管1999年原商标评审委员会曾裁定双方商标不构成近似，但近年来，随着双方产品设计的演变，行政主管部门和法院给出了新的认定标准。

202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2020）商标异字第0000049999号决定，明确指出红蜻蜓方的相关商标与鹿城红蜻蜓的“蜻蜓牌”系列商标在文字含义及图形设计上“构成近似商标”。

2022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2）京73行初15925号行政判决书进一步认定，红蜻蜓方的诉争商标与鹿城红蜻蜓的引证商标在构成要素、整体结构上相近，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

五、 频发的诉讼与企业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随着红蜻蜓股份在A股上市并成为行业头部企业，其针对鹿城红蜻蜓的维权力度显著加大。

2023年，红蜻蜓股份在苏州起诉鹿城红蜻蜓商标侵权，一审法院判决鹿城红蜻蜓赔偿400万元；2026年，红蜻蜓股份再次在杭州中院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达530万元；同时，红蜻蜓股份还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鹿城红蜻蜓名下的多枚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面对频发的诉讼，鹿城红蜻蜓负责人表示，企业创立近三十年，一直基于自身的历史权利和双方此前的和解协议合法经营。目前公司正面临因高额索赔和连环诉讼带来的巨大经营压力。该负责人称：“我们尊重司法裁判，但也呼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应充分考量历史背景、双方早年的契约以及已达成的字号共存和解事实，避免司法程序被用作限制同行业老企业生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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