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摆后，国内经济本已走上重启之路，然而疫情却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大面积蔓延，给中国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阴影，“逆全球化”的声音也开始不绝于耳。在这种环境下，“疫后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如何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中西方‘抗疫’对比”、“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未来国际关系如何演化”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蒙格斯智库特别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风险管理专家和大数据专家于4月18日下午闭门讨论了这些热点话题，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小黄博士在线主持，本文摘录各位专家精彩发言要点（按专家发言顺序），希望能引发读者有益思考。
一、疫后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
朱小黄
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
要从经济内在动力角度研究全球化走向。例如目前全球化是否存在边际收益下降的趋势？受到了制度差异和信任、国家安全和战略差异、公平等问题的挑战，可能会短暂倒退，但“去全球化”不太可能，工厂不是说搬走就能搬走的。疫情后“区域一体化”将成为趋势，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消化制造业过剩。
刘杉
凤凰网财经研究院院长
产业链的重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考虑跨国公司因为疫情原因，要分散风险而将这部分产业撤出中国的可能性。
刘晓春
曾任浙商银行行长，现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同时兼任
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应该站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战略高度谋划复产复工，在竞争中帮助国外，巩固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
其次要采取七大措施赢得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竞争中的主动权：先采用财政补贴手段帮助中小企业度过当前的生存危机，稳企业、稳就业，保复工复产，银行贷款应留到企业恢复后再使用；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引导经济恢复和增长，让银行等金融机构自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民营物流企业应用新兴科技建设全球化的物流网络；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应对出口企业给予补贴，为后续外贸市场恢复打下基础；加大对融资方和投资方的开放力度，为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支持；在帮助华人华侨抗击疫情和支持华人华侨复工复产的同时，发挥华人华侨纽带作用。
涂子沛
大数据先锋思想家；原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关于市场要素改革的文件明确提出要把数据当做生产要素之一，一是公共基础数据要开放和流动起来，二是对个人和私营企业如何使用数据加以规范，三是对数据这种生产要素如何定价和买卖进行研究。
廖群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兼研究部总经理
国内经济3月开始复苏，2季度强劲反弹，GDP增速转正，下半年全球经济好转的话，国内经济复苏会比较快，年底基本平稳，全年国内GDP增速为2.5%。
目前国内仍然具备政策空间，因此要加码宽松，不惜力度、不惜手段刺激经济。但是要有针对性和定向性，重点帮助有困难的企业和个人。
张岸元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应比2009年更加小心谨慎，在看到更多的确定性之后，再进行宏观调控，整体政策规划不必着眼于短期，甚至是年内。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激励约束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三个发动机同时趋于弱化，旧的激励约束机制被搁置，新的激励约束机制还没看到发挥作用。
二、如何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解决四个“两难问题”：工业产能过剩与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低；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拉升动力何在；为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供应放量货币，后果难以想象；在无资产保证下继续增加负债，风险增大。在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改革能够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趋势。
从需求侧看，中国农村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工业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
把握土地要素，继续推进城市化，从消费工业化阶段转为资产工业化阶段，加大调水力度，长期看好中国未来经济。
廖群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兼研究部总经理
加快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布局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尽快启动“新基建”，重点是信息产业，建立新的优势。
俞勇
粤财集团首席风险官；粤财大湾区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全球化应该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的合作还在继续，因此国家应继续开放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及要素市场的开放，去迎接全球化。
范向阳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专职律师；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一是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允许农村资产尤其是房屋等不动产进入市场流转，释放经济活力；二是建立透明的税收制度，切实降税减税，减轻企业压力；三是进一步加大司法改革力度，切实解决司法保护产权不力的问题，提高企业和企业家安全感；四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强人们对未来的可预期性，释放消费能力。
三、中西方“抗疫”对比
刘杉
凤凰网财经研究院院长
有两点不同，第一是文化差异：西方对自由的渴望民族性强于东亚，东亚集体配合意识比较强。第二是制度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公卫安全之间的侧重点上，西方民主政治考虑的重点是经济；而中国考虑的重点是人命，其次才是经济。
俞勇
粤财集团首席风险官；粤财大湾区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抗疫怎么做经济上是比较合理的，这个不到最后也不好说谁对谁错。我们要客观看待各个国家在疫情上的做法，抗疫还是要视国家自身的情况而定。
四、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
涂子沛
大数据先锋思想家；原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建设数据体系，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使用大数据对疫情进行分析，对数据加以规范，应用到各个领域。
俞勇
粤财集团首席风险官；粤财大湾区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按照监管体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保险、信托、证券以及投资板块，分别分析各类金融机构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
应加快构建国家金融应急管理体系，国家金融应急管理体系应该长期化、常态化，要厘清国家金融应急管理体系中各种政策的边界关系；充实和完善国家金融应急管理法；加强国家金融风险管理，对危机的处理应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首先要注重风险的识别，完善风险识别方案，二是要建立风险的压力测试，三是建立金融体系和非金融体系的风险分隔机制，四是要对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建立监测机制，五是建立危机的恢复机制，六是对金融应急预案进行演练、宣传。
杨军
中国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疫情带来的冲击在金融领域里也算是一次风险事件，卫生医疗领域的快速、专业地防控措施对金融风险管理有着很好的启发，金融领域也要对风险进行预防，要做到加强对风险源的认知，研究风险传染的方式，提高个体对风险的免疫能力。
银行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建立连续性的预防体系：储备应急资源、建立应急预案、加强风险事件演练。银行的风险监测和预警系统要强调信息的真实性，建立监测体系，专业人员的品格重于技能，善于发现和总结规律。最后事后风险的管控分为六个方面：决策的及时和有效性，风险的隔离，防止挤兑，重视物资储备对风险管控的作用，专业性的风险处置方法，对个体风险进行组织和化解。
五、未来的国际关系
刘杉
凤凰网财经研究院院长
无论是从短期的西方政府的甩锅行为，还是从长期的意识形态体制的竞争中来看，中国和西方的冲突都会加大。
廖群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兼研究部总经理
中美冲突加剧、矛盾进一步激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一方面要防止美国甩锅，另一方面要把中美冲突局限在中美之间，不要变成价值观的冲突。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但是不能太着急，避免外国对抗。
张岸元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世界正处于疫情冲击的第三轮，也就是低收入国家的疫情爆发，导致我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一带一路的债务总规模在2,000亿美元左右，其中非洲1,450亿美元，今年还本付息大概80亿美元。IMF希望中国大规模减免债务。对我们来说，若不进行债务减免，于情不合，但是一旦减免后果不堪设想。
疫情冲击具有对称性，没有导致人口大量消失，各国受到的影响也是一样的，因此不会改变地缘政治力量对比。
逆全球化是否加速值得细究，产业回流或难实现。首先，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规模达到100万亿，形成的产业集聚是世界级的，短期之内很难有一个新的地方能把这么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过去。其次，这些基于市场自身因素内生的产业关联和政策，不会因疫情有重大的改变。最后，目前疫情冲击的结果还未知，其他国家没有胆量接下中国产业转移的重任，所以对于逆全球化不必过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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